金学曙，出生于1922年1月，是新中国第一代西医，同时又对中医有所研究，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中西医兼修的医生，被公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20位杰出女性”之一。
冒险义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在上海霞飞路虹桥疗养院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夜深人静，只有一点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张年轻又严肃的脸。那是个一袭白衣的女青年，披着深色外套，尽量压低身体，遮挡着一堆正在燃烧的纸张。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不时警惕地环视周围，生怕被人察觉。
原来，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同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当天紧急召见一批军政要员，除了给部下打气，还要屠杀一批革命志士泄恨，其中就包括民盟负责人张澜和罗隆基。1949年5月9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准备拘捕张澜、罗隆基，但因二人是很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他们原本拟定的直接刺杀计划被迫搁浅，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阎锦文从中斡旋，拘捕改为就院监守，张澜和罗隆基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由三名住在205病房的警备队员昼夜轮班看守。
张澜、罗隆基二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忧虑的，是民盟大批爱国志士的生命安全。他们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将令爱国者们在敌人最后的疯狂反扑中被按图索骥、大量屠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张澜急于要销毁手里的大批文件资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况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便让1947年即已入院治疗的罗隆基去想办法。罗隆基终于避开特务们的严密监视，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学曙的小医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罗隆基住院期间，金学曙就曾多次帮助过他传递信息，因此罗隆基才对她格外信任，于是就找她帮助张澜销毁文件。但这次不同往日，金学曙知道，虹桥疗养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她还知道随着解放军逼近上海，大战在即，国民党正在大肆搜捕、杀害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虽然在各方斡旋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马上对张澜和罗隆基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医务人员，无人保护，帮助张澜和罗隆基的行为一旦被发现，特务军警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杀害自己，除了打击报复，还可“杀一儆百”，起到恐吓威慑作用。
金学曙没有上过战场，手里只拿过医疗器械，但日寇的炸弹令她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童年经历，给了她非同一般的坚毅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认识。她深知，唯有顺应民心的队伍，才能为人民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的，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个人的生死又何足惜。虽有性命之忧，但是大义当前，年轻的金学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同意了罗隆基的请求。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她告诉罗隆基自己晚间会来打针送药，借此机会可先转移一小部分文件，让他和张澜提前做好准备。
就这样，金学曙利用自身行医问诊的便利，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成功避开特务军警的耳目，历经多次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迂回过程，终于把张澜和罗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转移，并分批销毁，确保了上海解放前夕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安全。
永不下班的“仁心医者”
新中国成立后，金学曙马上就奔赴百业待兴的北京投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社的建设事业中。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几十年，“她酣睡中披衣而起，匆匆出门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哪怕耄耋之年依然如此。
每天清晨7点前，金学曙医生就要带着提前蒸煮消毒好的注射器，先为有需要的患者上门打针送药。接着，要在单位辛勤工作。哪怕等到下班了、周末了，她还是不能休息，要到各个宿舍区义务出诊。无论黑夜白昼，无论寒冬酷暑，无论刮风下雨，只要病人需要，她都毫不犹豫、不顾疲劳，披上衣服就去出诊。
一次，夜里两点多，她突然听到有人不停地敲窗户，原来是患者家属。年过六旬的她毫不犹豫地起身收拾好医务用品，只和家人匆匆撂下了一句话：“救人要紧！”
还有一次，大雨滂沱，北京从来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积水已没过小腿，但为了救治报社同仁，她还是不顾危险上门诊治，回来时已是全身湿透，她自己却无暇顾及，还再次打电话叮嘱病人家属。不想由于泥水太脏，且渗入肌肤，第二天她皮肤开始发炎，加之全身淋雨，发起了高烧。
2003年，她已经81岁了，可报社同仁几十年来已习惯了有病便向她求助，忘记了她已不再年轻。她不顾高龄与家人的极力劝阻，还是那句话：“救人要紧！”
老乡们眼中的“活菩萨”
“文化大革命”时期，金医生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和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干校条件异常艰苦，与北京没法比，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原本从事文职工作的很多报社人难以适应，有些人因此生病。
叶县干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有医生在，比起驻地农民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况，还是要好得多了。金医生了解到当地老乡们的困难情况，就主动为他们送医上门，义务出诊。金医生对每一个患者都尽心诊治，不遗余力。得到治疗的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金医生医术高明，人又和气，都想找她看病。遇到紧急情况，即便是半夜三更，道路泥泞，即便是漫天风雪，严寒刺骨，金医生都坚持前去，治病救人。
在一次次出诊过程中，金医生心痛地发现，因为缺医少药，当地产妇们没有条件去医院生产，都是在家里生孩子。而当地贫苦农民群众又缺乏医疗卫生常识，家里卫生条件也很差。此外，她们生孩子，不是在炕上生，而是在铺上稻草的地下生。农民家里也没有电灯，金医生都是跪在地下摸着黑给产妇接生。更糟的是，婴儿出生后，老乡们就用瓷碗碎片或树枝把脐带拉断，整个过程极不卫生，孩子和产妇都很容易感染，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在为老乡们服务的过程中，金医生觉得自己因为不是专业妇产科医生，在接生方面还不够专业，就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到协和医院妇产科去学习。金医生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学习期间，遇到了妇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看她年龄不小了（金医生那时已50多岁），却还学习得格外认真，心感好奇，就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其他医生告诉林巧稚，这位金大夫是人民日报社的，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因为不是专业学妇产科的，对于接生还不够熟悉，在这里进修一下，回去是要为贫苦农民服务。林巧稚一听金医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贫苦农民群众，便紧紧握着金医生的手说：“好，那我们可得好好教你！”林巧稚对金医生十分照顾，让她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很多。
很快，金医生就回到了干校，用她新学来的技术，更好地为老乡们服务。利用回京的机会，金医生还从本就十分紧张的工资中省下钱来，自费买了瓦数高的大电灯泡，又买上几块大塑料布，一路风尘仆仆地带回干校。就这样，金医生在干校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才智，组建了一个尽可能减少感染机会的“临时产房”：在接生时，金医生把买来的大灯一开，助产时的视野就清晰了许多；老乡们地下铺的稻草不卫生，她就把消过毒的塑料布铺在上面，既隔离了细菌，又方便清理；给新生儿剪脐带时也改用了消过毒的剪刀，孩子和产妇的感染率因此大大降低。这因地制宜又不费老乡一分钱的“临时产房”，受到当地群众的极大欢迎，但因为没有产床，产妇们还是在地下生产，金医生他们仍然只能每次都跪在地下给产妇们接生，有时候遇到产程较长的情况，金医生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些年，不知多少濒临死亡的产妇和新生儿转危为安，多少险些家破人亡的家庭重获团圆。老乡们因此都称金医生为“活菩萨”“金菩萨”。
这是质朴的老乡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汇，但金学曙医生是不拜菩萨的。她有着更为坚定的信仰，那就是无数新中国建设者们共同的信仰，永远把国家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共产党人共同的信仰。怀着金子一样灿烂光辉的共产主义信仰，怀着鲜血一样炽热浓烈的伟大爱国情怀，金学曙医生蜡烛般燃尽了自己的一生，为那面共和国的旗帜，添上了一抹绚丽的殷红，永远飘扬在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中。
来源：中国方正出版社《医药领域廉洁教育案例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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